[摘要]本文从批判的视角对美国的STW改革做了评论。批判的立足点主要放在STW内在合理性分析上。分析从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一是从教育内部，即教育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手段等等；二是从教育外部，如企业制度、政治因素，文化制度因素等。

[关键词]职业教育  STW   双元制

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美国开始了STW（school-to-work）改革。STW指一个人从普通教育结束到就业这一时间段经历的专门培训体系、机构与课程，它是为青年普通教育结束后的就业做准备的。STW改革旨在促进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使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现代企业的工作。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School to Work Opportunity Act），自此，美国的STW改革进入了高潮。到1999年，美国有50个州和一些地区得到了STW发展基金的资助，来实施STW改革。但是，《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的经费资助到1999年结束，该法案也于2001年10月1日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我们不能说STW改革完全失败，但是离改革者的期望还相当遥远。有的学者把STW改革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归咎于外在原因，如政府换届，标准化运动的负面影响、系统的复杂性、时间的限制和急功近利等等。如果STW改革的不如人意是外部原因所导致，那么我们只要通过不断的努力，逐步改革，还是有希望达到目标（当然，笔者也不否认有些外部原因是致命的，比如急功近利）。

本文把立足点主要放在STW内在合理性分析上。也就是说，即使外部条件都具备，STW改革的承诺是否一定能实现？这处决于STW改革的承诺是否经得起逻辑的推敲，有无自身矛盾。对于STW改革内部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议始终不绝于耳。很多争论已溢出了改革本身，是对职业教育的目的、本质和利益需求等问题的深度思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来回顾一下对STW改革的一些做法的争议，才显得尤为必要，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意义。

分析从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一是从教育内部，即教育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手段等等；二是从教育外部，如企业制度、政治因素，文化制度因素等。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一 、教育内部因素分析

（一）为了谁的利益？STW改革的出发点一是为了学生的利益，学生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了，技能提高了，薪水增加了，因此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了；二是为了社会的利益，社会失业率降低了，贫富差距缩小了，社会安定了，更加民主了；三是企业的利益得到保障，企业老是抱怨找不到高技术的员工，现在有高技术的员工培养出来了，满足了企业的需求，使企业也从中受益。而STW改革，是否能够有效满足其宣称的三者利益呢？

首先，学生与企业利益的矛盾。为什么团队合作、交流技巧和职业伦理会成为STW的目标。表面上是学生缺乏这些方面的技能，乃是为了满足学生利益。据Bridges对这些技能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技能都与具体工作无关，但是它们是企业希望学生能够在学校中已经习得。美国的企业为了能够为自己有短期的和临时的劳动力储备，要求学生拥有这些“轻便的技能（Portable skills）”。目前，企业需要一些员工能够满足临时的岗位需求，从事或完成一个项目和服务，而能够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i]。暂不去追究这些技能，脱离了具体的工作是否可能，这些技能更多地来源于企业主，并非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更不是杜威与杰弗逊所提出的从为了构建民主的社会出发，尽管口号上是这样宣称的。

其次，企业当中，到底谁的利益应该得到有效体现，员工还是企业主？Ellen Cardella指出，从STW的利益表达机制看，决定教育目的的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企业主。在教育体系中，企业的员工是作为工作岗位的消费者出现的，企业能够为员工提供工作岗位已经是无上的赏赐了，怎么还能奢谈个人的自由理想和社会的民主改革呢？[ii]这也就注定了STW改革的目标是企业主利益的表达和维护。STW改革事先就被政府打上了为了解决就业的烙印，而在就业这一支撑点上，企业员工与企业主（管理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员工的利益得不到表达是自然的事情。

再次，现实效果如何？美国洲立大学校长RobertA.Corrigan认为：“从实施的效果来看，STW在同一阶段把学校课程与工作课程整合起来，工作本位课程仍然是第二位的。而且在　20世纪末，美国的一些州、学区或学校在实施STW时就发现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如美国各界所担心的，在美国，有3/4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学生没有达到毕业水平，并且许多人没有获得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所必需的学术能力和最低的岗位技能”[iii]。学生没有具备相应的职业技能，企业也没有得到预想中的人才，双方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社会利益若是建立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的，其利益是否得到了实现，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二）教什么？企业需要什么，学校就应该教什么，成为STW改革的逻辑基础。STW改革者认为，通过活动和作业，学生因为参与其中，能够培养和发展学生认知技能的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情感与道德，并且在作业中，理论与实践、情感与认知、学术与职业能够和谐地融合。如果学生能够在学校中模拟工作场景中学习，可以大大减少由学校向工作过渡的不适应性。由此，把人文、历史、高等数学，自然科学和“工作世界”联系起来。在俄亥俄州等地区，学生学习一系列高新技术课程，如技术数学、技术化学、技术物理学，努力把抽象的知识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STW改革者宣称，自己是为学生今后提供安全的经济保障作准备，意在纠正传统教育中，学生感觉无意义，不民主的弊端。可以说，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把工作神圣化。无论工作是多么的枯燥乏味和令人厌恶，其本身毫无内在价值，“劳动光荣”过去是批判的对象，在STW改革中成为金科玉律。Bracey指出，教育中，很少有人再去仔细的体察工作给人的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工作中本身隐含的机械性、枯燥性和危险性，甚至对个体发展的危害性得不到正确的认识[iv]，更谈不上有效纠正。在过去，人们总是认为包含了工作伦理与经济价值的工作经验总是好的，而实际上，一些经验起到了反作用。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机械，无意义，几乎不会和今后的成人生活有任何联系。这些工作只是有效地促成了青少年的玩世不恭和不成熟。甚至有证据表明，由于低技术工作的过量，青少年更少有时间完成家庭作业，相反，长时间从事低等级，高压力的工作，更容易致使他们吸食毒品。[v]

二是培养企业要求的职业伦理。企业对员工的要求毫无折扣地变成了职业教育的目标，这样企业的需求代替了社会对学生的资格要求和学生个人发展对教育的诉求。因为企业主最希望员工能够高层次的服务、诚实（对公司而言）、热情、主动、不惜性命追求业绩。而对企业给予的低薪水，低福利毫无怨言，默默承受[vi]。可是，众所周知，教育具有保存现存发展社会的属性，同时还具有批判社会，改造社会的属性。一些劳工领导人指出，STW改革错误地把实习完全混同于职业证书培训。这从某种意义上，一开始，就把对职业的批判意义，排斥在STW改革之外。Gregson分析道，STW改革过于强调了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顺从，没有认识到通过教育鼓励学生通过民主、参与来改造社会和工作环境。批判教育学认为，职业教育和实习应当揭示社会不公平之处，对那些理所当然指导进行工作的假设提出疑问，探索改进工作的可能性，使社会更加民主，工作更加人性化。但STW改革只强调了如何为企业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面，而忽视了职业教育所应担当的改造社会和工作的一面[vii]。

三是职业和学术课程的融合。表面上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融合，成功解决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而实际上，这样的矛盾能否成功解决还是有一定的疑问。首先，窄化了教育的发展空间。“新职业主义” 曾经做过类似尝试，可是这只能是部分地解决那些自由(学术)科目比较相近的问题，若两者联系比较遥远，则难免发生困难。尽管负责STW改革的学校管理者宣称，他们并不想贬低学术性。根据一位STW改革官员的说法，他们并不反对教授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希望“学生能够关注莎士比亚时代人们的职业分工”。（Ellen Cardella，1996）假如，现实的教育真的依此而行，莎士比亚剧本的其他方面的深刻意义受到遮蔽；其次，从融合的思路来讲，有一定片面性。如果只讲如何把科学知识应用于工作和社会，提高工作效率，而取消历史上，一代代工人为了自由、公平和正义进行不懈斗争，至少是不全面的。STW改革，部分脱胎于学徒制，而学徒制固然培养了许多拥有高超技术的工人，但也背负着剥削工人的骂名[viii]。而且正是在效率与公平冲突的张力中，使学徒制逐步完善，在STW项目中，只强调前者，不顾及后者，对学徒制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

（三）怎样教？

STW改革的宗旨之一是为了让学生的学习更加富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尽量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从学生的现实生活出发，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一方面，他们简单地把人文、历史、高等数学，自然科学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把模拟炒股、企业成功人事的讲座引进课堂。

一是能否有效完成培养目标。其一，把现实工作中的一些项目引入课堂，自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至少在表面上是过去死板的课堂氛围变得活跃。但是，这些表面上的活跃是否能够有效地完成其宣称的任务。如果了解美国社会是学生学习的目标。Ellen Cardella认为，在模拟炒股这样的课程中，学生批判性地理解美国社会被消除了，美国的经济如何影响美国人的生活，无论如何都不会从炒股演习中习得（Ellen Cardella，1996）；其二，也许STW改革者可以认为，他们的目的不是放在学生学术成绩的提高上，他们考虑的是学生是否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习，学生自尊心的提升，或者其它类似的非学术性的结果[ix]。而学生在学习中是否轻松，学生的自尊心是否得到提升，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是比较困难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算在学校里给学生提供了轻松而愉快的学习环境，而这是否能够保证学生一旦踏入社会和工作，能够轻松愉快，自尊心得到保证呢？在教学评价上，“绝大多数州评价的特性, 出于简化、经费和正确性方面的考虑，绝大多数州引进的标准化考试并没有具体体现人们成功所需要的沟通‘团队合作’和其他技能，各州的考试关注的是人们应该知道什么，而不是他们能做什么，或者更重要的当面临新的环境或者真实问题时他们如何处理。”[x]事实上对不同工作中的“交流技巧”，“团队合作”制定一个客观科学的指标，是否具有可能性？

二是直接经验是不是最好的老师？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着重强调实际经验在专业训练中的地位。如果个人主动地投入自身的学习，自主地决定学习目标，从而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然而，Buchmannn 等指出“在没有专家指导的领域，个人瞎打瞎撞所获取的经验非常有限，而且这些经验常常是使错上加错，偏见更深”[xi]。Effie Maclellan指出，一般认为的通过亲身经验就能获取新的知识和行为。这样的假定中存在两个破绽：第一，这样的学习只涉及到获取而不涉及迁移；第二，知识的获取与行为的获得两者没有区别[xii]。其实，杜威对此有过深刻分析，他认为，并不是“一切经验都具有真正的或同样的教育的性质”。他说：“不能把经验和教育直接地彼此等同起来。因为有些经验具有错误的教育作用（mis-eduative）。任何对经验的继续生长有阻碍或歪曲作用的经验，都具有错误的教育作用。有一种经验可以使人感觉淡漠，使人们缺乏感受性和反应性，因而，就会限制将来获得比较丰富经验的可能性。再则，一种特定的经验虽然可能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内增加一个人的机械的技能，然而，又会使他陷入陈规旧套，其结果也会缩小经验继续增长的范围。……再则，一些经验可能彼此互不连接，虽然每个经验本身是令人愉快的或者甚至是令人兴奋的，可是它们彼此之间不能持续地连贯起来。因此，人们的精力就浪费了，同时，一个人也变得粗率浮躁了。”[xiii]

三是企业当中，学生到底是如何实习的呢？在美国，由于年轻工作人员的巨大流动，导致雇主没有积极性参加合作活动。尽管研究表明，企业培训有利于延长雇员的任用期限。大规模的实习实训项目，企业仍然无法为实习的学生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降低雇主应该支付的培训工资或者直接津贴被证明并不一定有效。Ball等人在80年代调查发现，即使付给企业实习学生的工资是零，愿意接纳学生实习的企业主还不足1/5。很明显，学生实习给企业带来的效益还不足以弥补对学生实习监督和指导的花费[xiv]。Gregson指出，虽然美国STW的一些改革者极力拥护知识性工作。但是，他们几乎不关心知识性工作环境的构建，更少地去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本来，指导教师应该在指导学生怎样工作的同时对学生提供社交和人际交往方面的引导。可问题在于，是否一定需要指导教师，他们是否必须拥有一定的经验，学徒们是否有机会去相互了解等问题缺乏统一的认识。对指导教师的作用尚未引起充分重视。对于追求利润得企业而言，更多是考虑成本和效益问题，而极少关注员工的学习问题，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xv]

二、教育的外部因素

导致内部对STW改革的异议与外在的社会环境无法脱离关系。这里从三个部分STW改革进行分析：

一是政治因素。把美国现在的公共教育判断成失败是STW展开的重要前提。事实是这个前提本身就有问题，理由如下：第一，教育向来是美国政府惯用的政治伎俩。当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时，政府便把教育押到自己的枪口下，无论这是否是一个事实；第二，自从80年代以来，与德国和日本的公立学校相比，学生成绩有一定的竞争力。并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已经处在危急之中；第三，比较也不应该仅仅是学生成绩，还要考虑到师生比例和教育资源，公立学校的教师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有4/5的教师相信，公立学校做的比私立学校要好。”[xvi]由此而论，STW改革并非从公共教育的现实状况出发，只是政府打的一张政治牌而已，所谓国家处在危急当中，教育应当改革，只是政府希望民众转移视线，事实是否如政治官员描绘的那样，值得进一步深思[1]。

二是对科技和管理发展的单面理解。在众多人的眼里，科技的发展必然导致对拥有大量科学知识的知识性工人需求的增加。而事实上，未必一定如此。根据Marshall 与Turcker 的分析，在美国一些大型企业，如卡内基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发迹，固然是源于先进的科技。但是这些公司对科技的运用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他们主要把投资用在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上，尽可能地减少对员工技能的依赖，减少员工数量；二是运用泰勒式的企业管理模式，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只需要极少部分员工具备科学知识，而低层的操作人员只要按规定办事就可以了，无须太多的知识技能。；三是更让人担心的是在一些公司当中，技术不是被用来不断使工作非技能化，而且被用来控制工人的生活。[xvii]在目前，美国的一些企业主依然主要靠“泰勒模式”来做工作。几乎很少的雇主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三是美国众多的从学校到工作过渡的改革者都热衷于德国的双元制。可是，一是因为美国和德国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有很大差别[xviii]。在德国，通过规范的双元制体系，其受训对象既是企业的雇员，又是学校的学生，职业和学习内容紧密相连；具备需大量知识的工作环境通常拥有高绩效的工作组织方式。因为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人们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计算、沟通、解决问题和团队协作做出决策，因此其利润与产量得到提升；民众对于操作的技能型人才，有着充分的尊重；而在美国企业对就业人员的要求比较低，比较灵活，很少有硬性的规定；家长们对子女的学术成绩寄予较高的期待；学生工学交替所从事的职业与学生学习的内容缺乏勾连。在不触动美国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制度的前提下，只通过拨发资金，以学校与政府一相情愿的点滴努力，自然会遭到质疑。这是其一；其二，德国的双元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德国也没有找到一条自认为适合本国职业教育特色的路子，是有效地延续双元制，还是探索别的模式，尚未有明确定论[xix]。而美国的STW改革以此为模仿目标，是否符合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