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学者在国家政策层面对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丁金昌等，他们指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依据缺乏；二是宏观调控不力；三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i]（丁金昌，2008，51-54）。这些探索提出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制度分析，其理想的制度模式是以德国的双元制的制度模式为范本的。

理想类型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意思是“把历史生活中某些关系和事情集合为一个复合体，它被想象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而实质上，这一结构本身就像一个通过着重分析现实的某些因素而得出的乌托邦”[ii]。（韦伯，1999，185）理想类型有下列特点：一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是为研究方便提供参照；二是对现实的综合构建，是现实中诸多要素的集合；三是理想类型只是认识的手段，不是目的。[iii]（张帅，2007，100）本文认为目前，各国职业教育政策越来越走向综合化，比如德国也借鉴英美的能力本位论，而英美则利用了德国双元制的一些做法，在政策的字里行间，很难解读出各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实质上的差别。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运用，有助于为职业教育政策的解读提供必要的参照，同时也有利于破除我们传统的定势，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分析问题。

本文就从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国家制度层面分析，对三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主要制度模式作简要评述，以供我国教育决策者借鉴。

 

一、德国、日本和美三种制度模式

1、德国双元制述评

（1）德国双元制简述

德国的双元制被认为是20世纪60-70年代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双元制既包括职业培训，又包括课堂教学。学生兼有学员、雇员和学徒三种身份。双元制学徒期长达3-4年，由在岗的职业培训和相应的课堂讲授组成。学徒工每周1-2天接受课堂教学，3-4天到企业上班。学徒们每周花一天时间在州立职业学校（Berufsschule）学习行业专门知识，另外四天在行业师傅（master）的指导下在雇主的工厂里学习经严格安排的培训项目。在培训期间，学徒享受培训工资，其工资水平按学徒年限逐步提高。“德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是利用双元制的路径实现从学校工工作的顺利过渡。大约有超过350个政府规范并且认可的专业。大约有80%的年轻人通过边工作边在学校学习的方式学习职业技能[1]。剩下的20%进行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培训。”[iv]( Antje Barbasch&Richard D.Lakes,2005,5)

双元制的建立至少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职业教育要尽可能地与职业岗位相对应，是可以较为精确地预测，德国森严的教育和就业资格结构为此奠定了基础（见表1）。二是培训课程需要有企业的参与和政府的支持。在德国“培训证书的标准由社会合作伙伴、即雇主、工会成员、政府官员和培训专家，经仔细协商后共同提出的。培训课程大纲由联邦政府根据这些社会合作伙伴的建议而制定。工商会负责学徒制在各地的具体实施。根据法律规定，所有德国企业都必须向工商会支付费用。另外，工商会还负责为提供培训并颁发证书。甚至连考试管理体系也是通过社会合作伙伴来运作的，地方考试委员会分别由工会、教师和雇主的一名代表组成…….公司并不是一定要提供学徒项目，但半数以上的手工艺企业和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提供这样的学徒项目。实施这种项目的公司，都提供这样的学徒项目。实施这种项目的公司也不会得到政府提供的用以弥补公司巨大费用开支的补贴。为了防止这些提供培训的企业只把学徒当作廉价劳动力来剥削，这些企业必须遵守由政府制定并由工商会管理的具体规章制度。”[v](雷∙马歇尔、马克∙塔克，2003,60)可见，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参与，双元制是没有办法实行的。

（2）德国双元制评价

国内学者杨玉宝对关于德国双元制的优缺点作了比较系统地概括[2]，双元制的优势在于，造就了德国世界上技能最高的劳动力的同时，有效地降低了年轻人的失业率[3]。年轻人开始工作时就有实现自我价值和能力的意识，对年轻人发展是有利的。 有学者是这样正面评价德国的双元制：“出色地培养德国一线工人，这是德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不但为特定行业提供了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而且由于高质量的基础学校体系，它还造就了一大批能迅速学会新技能且具有灵活性的工人，为德国工业快速适应消费品味的改变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还使德国工人能够获得在高绩效工作组织里有效发挥作用所需的技能，从事那些在美国只有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才能从事的工作。社会合作伙伴直接参与培训设计和继续教育，确保毕业生在进入工作系统时所受的培训是按照能反映雇主真正需要的标准进行的。”[vii](雷∙马歇尔、马克∙塔克，2003,61-62)

但同样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弊端：第一，德国的双元制是比较适合规模较大的生产性经济，随着世界范围内制造业经济的萎缩，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出现对此产生了冲击[viii]。(C.D.Idriss, 2002,476)服务性的小企业对员工的数量不多，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的转型也较为迅速，因此，不需要大规模地培养技术人员，对某一技术也没有大规模的市场需求。由于经济转型和变革的加速，使技术的预测增加了困难，而双元制需要建立在对技术较为精确的预测基础上的。“如果劳动力市场变化太快，对于未来技能需求的预测比较困难。”[ix]( Antje Barbasch&Richard D.Lakes,2005,6)第二，缺少流动性，束缚了学生的个性。“学生在小学毕业时就被决定进入三种形式的中级学校的其中之一，这样就不可改变地决定了学生未来一生的发展道路。”[x] “虽然公司内部也可以搞一些内部培训或者职位提升，但职工去很难突破教育或职业培训为其规定的资格等级限界。”[xi](西尔加·克鲁格，杰兰·T·莫蒂默，2004,633)“在完成的义务教育之后（10-12岁），大多数学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他们无缘上文科中学。如此年幼的孩子便认识到学业成绩关乎未来的职业发展，的确非常现实。高等初级学校和实科中学的孩子们非常清楚，他们将来在就业市场上成为高级专家或经理的希望由此变得非常渺茫。”[xii](西尔加·克鲁格，杰兰·T·莫蒂默，2004,643)

2、日本的单轨制述评

（1）日本单轨制简述

日本虽然有为职业服务的短期大学，但一般情况下，日本学生普通教育毕业就进入企业学习。这种模式把完成较高层次的普通教育，抽象的资质证明，较高的工作道德和对企业的忠诚结合在一起。“日本大雇主实际上都为新员工提供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职业教育。例如，到1992年为止，日本丰田公司计划让被雇来充当一线工人的高中毕业生在见到装配线之前先接受为期二年的全日制课程学习，主要学习数字电子和机械电子技能。因此，它的装配线工人具有相当于美国初级工程师的水平。就日本雇主而言，招聘时最理想的职业要求是尽可能高的‘综合技能’”[xiii](雷∙马歇尔、马克∙塔克，2003,67)。日本的这种模式也有两个前提，一是像德国那样职业和教育一一对应的培养模式不占主导地位，普通教育学历在学生就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职业培训无需作为从学校进入公司的独立和必要步骤。根据Felix Rauner的分析，一般国家从普通教育结束过渡到工作，需要经过职业培训这道门槛，而对于日本来说，这道门槛是不存在的。普通教育可以直接过渡到工作。（如图1）

                                  门槛一

 

（2）日本单轨制评论

对于学生来说，作为一名成绩优秀的名牌大学学生，无需为就业而焦虑。即使是没有资格上大学的学生，也会努力在学校学习。因为“日本的这一体系强有力地鞭策着所有没能进入大学深造的年轻人在学校好好学习，因为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是该学生能否得到他想要的工作的关键因素。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一体系赋予日本教师的权力是同样教不准备上大学的学生的美国教师难以企及的。最重要的是，这一体系可以使日本年轻人可靠、快捷而平稳地踏上真正的职业生涯。他们其实没有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到19岁，他们已是具有较高理论及实践技能的经验丰富的工人了，已经很好地开始了真正的职业生涯。”[xv](雷∙马歇尔、马克∙塔克，2003,246-247)对企业来说，他们无需花费，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严格而激烈的考试竞争创造了一个能够非常正确地测定个人素质的体制。大企业几乎无需花费就得到这些指标。大企业通过以上过程，得到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这成为支撑日本经济的大企业的竞争能力的基石。”[xvi](金子元久，2003,13)企业为员工提供有价值的培训铺设了很好的条件，“日本工人对继续培训的态度实际上也相当独特。加盟一家日本大公司，就像是加入一个团队或变成大家庭的一员。就如同在日本家庭里一样，在公司里你可以得到同事们的热情支持，他们会为你提供所需的帮助，只要你不辜负其他‘家庭成员’对你的期望。对成员的期望不单是来自管理人员，也来自其他同事，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体要学会如何干好工作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团队工作。在日本，最惭愧的事便是让同事们失望。”[xvii](雷∙马歇尔、马克∙塔克，2003,68-69)

其存在的弊端一是考试竞争，因为名牌的大学意味着一个好的工作岗位，所以关于职业的竞争便提前到入学以前，“考试竞争激化，乃至出现大量的‘复读生’”。“ 希望入学者更希望进入有悠久传统、社会威信与评价高的原有大学与学部。威信和评价的排序也存在于原有的大学学部之间,希望入学者的这种偏好进一步加剧了考试竞争”。[xviii](天野郁夫，2006,20-21)其二是学历主义的泛滥。考试的激烈竞争给大学或学部之间的排序和竞争，“这意味着,由就读大学或学部的名称及种类构成的毕业资格，即赋予学历或学校品牌的社价值也得到了强化。大众化起到了更进一步加固日本学历主义和学历社会的作用。”[xix](天野郁夫，2006,20-21)总之，激烈的考试竞争和学历主义的泛滥，扭曲了学生的个性与健康发展，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学校的以强欺弱和校园暴力与此有关[4]。其三是对大多数在学术上没有优势的三分之二的学生无疑是一场灾难。“日本职业体系的真正优势在于，大雇主花大力气为新雇员提供一流的职业技能。然而，这些企业只雇佣了也三分之一的日本工人，其余的人只能依靠公办的职业学校的薄弱的支持体系。”[xx](雷∙马歇尔、马克∙塔克，2003,252)

3、美国的市场选择评述

（1）美国的市场选择的简述

美国中等教育并不分层，学校提供广泛多样的普通课程。虽然许多学校也有“分轨”，但是它们都倾向于松散的限定，不同轨道之间课程几乎没有多少差别。“所有中学都开设以下一些课程：美国历史、生物科学、英语文学等，但对这些课程的内容并没有统一规定。课本的选择也许由学区甚至州来进行，在下级部门产生有限的标准化，但并没有国家级的标准化基础。”[xxi](阿兰·C·柯克霍夫，2004,606)第三级教育机构既有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研究型大学，也有为社区服务的社区学院。尽管社区学院也从事职业教育，但是学术课程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总之，“在中等教育阶段，美国的教育资格证书是通用的。一个人可以获得中学毕业证书，也可以不获得。即使在第三层次，大多数学院的学位证书也很少或不与特定职业直接联系。”[xxii](阿兰·C·柯克霍夫，2004,606)美国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求学期间，也在外打工，但是他们所参加的工作和未来就业没有直接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些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于缺乏结构规划，很多青年人初次找工作时会碰壁，或者一旦发现工作不顺心，马上就去换另外一份工作。即使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青年完全具备工作所需的技能，雇主通常还是认为他们不成熟、不稳定，所以不肯提供公司出钱的业务培训或职业发展机会。通常青年人被局限于较低级的工作，享受最低的工资待遇，跟中学阶段实习打工挣的钱差不多。”[xxiii](约西.沙威特，沃尔特.穆勒，2004,631)

（2）美国的市场选择的评论

美国体制的优点在于：一是由于美国的教育证书具有通用性，教育证书和职业岗位没有清晰的联系。因此，美国劳动力岗位的流动没有德国和日本那么狭隘和困难，作为学生和员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和发展机会。“有55.6%的美国白人男性和43.5%的美国黑人男性在他们工作的最初5年里大约有5次以上的工作变动。相比较而言，德国男性变动工作仅有13.6%。”[xxiv](阿兰·C·柯克霍夫，2004，614-615)“美国青少年上学期间的打工更富有个性化、是在相对不稳定的教育—就业过程中自己设计、自发形成的。…….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都极力反对分轨教育或类似的制度，因为它在孩子还没有成熟之时就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xxv]（西尔加·克鲁格，杰兰·T·莫蒂默，2004，639）二是对于阴晴不定的市场和变幻不居的就业形势是极好的应对方式。“飞速发展的就业创新、变幻不定的经济扩张与收缩、企业的兼并与减员、大量的短期就业极其他形式的临时用工行为，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职业设想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在一些新兴的扩张型企业比如当今的计算机科学应用产业，工作经历远比正规教育更为重要，因为正规教育永远赶不上技术创新。”[xxvi]（西尔加·克鲁格，杰兰·T·莫蒂默，2004，640）三是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培训成本。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市场竞争，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涉，企业较少考虑员工的培训问题，减少了企业的培训成本。

其不足在于：一是容易导致教育培训和就业的错位，即使美国重视职业教育，但是因为市场选择，使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益很难得到实现，对学校教育的失败也很难估量。“国家职业教育评价（NAVE）的结论是，‘大量研究证明，造成（职业教育得不偿失）的最大因素是就业错位问题。在毕业后的头三年，男性就业错位（职业培训）利用不足的比例为25%—31%，女性的比例更高达37%—44%。’”[xxvii]（史蒂芬妮·A·琼斯，詹姆斯·E·罗森鲍姆，2004，548）“美国的教育思想及其相应的教育体系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使学校教育的失败变得不易察觉，对学校教育失败的后果也不易估量。”[xxviii]（西尔加·克鲁格，杰兰·T·莫蒂默，2004，640）二是“美国教育—就业过渡的松散结构设计不利于青少年对某项工作发生浓厚的兴趣或树立牢固的职业理想。青年学生在上学期间很少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职业未来，打工又加剧了其主观定向上的随意性。”[xxix]（西尔加·克鲁格，杰兰·T·莫蒂默，2004，640）三是美国的企业并非如德国和日本那样，是个人有效学习的好地方。Gregson指出，虽然美国STW的一些改革者极力拥护知识性工作。但是，他们几乎不关心知识性工作环境的构建，更少地去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本来，指导教师应该在指导学生怎样工作的同时对学生提供社交和人际交往方面的引导。可问题在于，是否一定需要指导教师，他们是否必须拥有一定的经验，学徒们是否有机会去相互了解等问题缺乏统一的认识。对指导教师的作用尚未引起充分重视。对于追求利润得企业而言，更多是考虑成本和效益问题，而极少关注员工的学习问题，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xxx] （James A.Gregson, 1995，7-32）

 

二、启示

  1、每一个教育制度都有双重属性：既有特殊的优势，也有特有的缺点。哪怕我国一些学者心目中比较推崇的德国双元制，其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相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或者作为反对对象的日本单轨制和美国的市场选择的制度模式，也有其优势。

  2.一个制度是否有用，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以德国双元制为例，对于可以精确预测的，稳定的，并且具有森严等级制度的职业岗位，双元制无疑是很有效的。而要应付变幻不居的人才市场，则德国的双元制显得过于呆板了。而对于美国的市场选择型的制度模式，需要以健全的劳动力市场为基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对我国高职而言，对于精确预测，并且有一定等级制度的职业，可以采用德国双元制的制度模式；对于强调综合技能，或无法预测的职业，不妨采用日本单轨制的制度模式，其前提是高职院校要对学生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学生成绩要有一定效度；鉴于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不健全和不规范[5]，尽管市场选择的制度模式有一定的可取性，但笔者认为，目前时机没有成熟，不要大规模提倡。